摘要：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两大板块，构成中华文化的完整系统。前者是规律之学，体现着科学传统；后者是价值之学，体现着人文传统。自然国学的框架以道、法、术反映观念、原理、技术三个方法论层次，其体系则由天、地、律、算、工、农、兵、医八个主要的知识范畴构成。认知模式是自然国学的灵魂，包含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个模式，并且以系统论模式为主流。自然国学发展经历两个高峰，一个在秦汉，一个在宋明，均体现出哲学开路、科学繁盛的规律。清中期以降，自然国学走下坡路，西学东渐将其体系几乎整体掩盖，唯有中医学一家独存于现代科学体系之中。西方还原论科学弊病显现，系统论的自然国学可发挥纠偏之效。中医学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实现自身现代化，再拉动其他兄弟学科复兴，最后联合西方新兴的系统科学共同推动科学革命。

关键词：自然国学 整体论 系统论 还原论 中医学

自然国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与关心，同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何为自然国学?包括哪些内容?有何价值?这些问题虽说简要，但直指根本，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自自然国学概念于2001年正式提出以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它的理解，形成了一批丰富的思想成果。结合当下的社会变化情况，不断使之明晰的努力还有必要继续进行，这样可持续推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术领域循着时代的脉搏向前发展。

一 自然国学的内涵

在说明自然国学内涵的时候，要找到两个对应范畴，一个是人文国学，一个是西方科学，否则就难以明辨其特征。所谓国学，就是从中华文明本根生发演化而来的学问，有别于源自其他文明的学问体系，其中包括探索事物存在与变化规律的自然国学，以及追求人生价值与审美情趣的人文国学。以往谈国学，一般是指人文国学，基本不涉及自然国学，原因主要在于科学观，认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存在科学，因而自然国学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科学，是近代以来形成于西方，后传播于世界并且影响不断扩大的体系化规律之学。通常谈到科学，往往认为它属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问题出在文化观其本质还是科学观，不少人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其他文化体系则缺少这种成分，这是对科学的片面理解，科学具有不同类型，不同文化体系都有科学，只是类型不同罢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体系中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科学模式，但由于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别，中国科学的主流是整体论，而西方科学的主流是还原论，不论何种类型，它们都是规律之学，都有助于认识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改善人类生活，增进福祉。

有趣的是，对自然国学最有抵触情绪的恰恰是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术领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人文国学，另一个则是科学史。当代人文国学沿用了古代传统的经史子集框架，并与西方人文学科进行不同视角的比较诠释，形成了一套今人对古人的理解模式，同时也向世界学术界表明，中国具有一个不同于西方，但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不失其现代价值的文化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西方学问将科学与人文分得很清，通常人文学科不涉及对科学的讨论，各门具体科学问题科学家管，分科之学之外的整体性科学通识问题则由科学哲学及科学史家去管，不仅对象区分干净，而且方法也泾渭分明。那些以还原论模式探索自然的学问被视为科学，而通过整体论模式获得的自然知识不被认为是科学，至于社会与人生问题更是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久而久之，多数国学家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或者说只有一些根本无法与西方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萌芽而已。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相通，兼备两方面学养的跨学科学者，但他们也多数按照西方狭义的科学观看待中国文化，只从自然国学的技术成果中选择一些与西方科学吻合或者仅仅具备实践价值的内容，写入中国科技史的篇章。总体来看，反映在科技史中的中国科学基本上以技术为主，加上一些自然哲学的抽象观念，而其认知模式的微观机制、技术规范、体系框架这些科学知识的表述要素，则根本难窥其貌。自然国学则从道、法、术多个层面，天、地、律、算、工、农、兵、医不同领域，系统阐述中国文化中的科学传统，这就显得有些另类，难以充分理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国学虽说谈的是科学传统，但它人文内容也十分丰富，且无法剥离。这是由它“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决定的，与西方“天人相分”的认知模式显著不同。也许说它是中国文化中的科学传统也不准确，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不区分科学与人文，不仅就对象而言自然与人生浑然一体，从方法角度来看也是主体客体相融。之所以这样表述，完全是因为当下语境使然，否则更是容易引起误会。如何看待这样南辕北辙的两种文化？能否找到统一的路径？这是当代学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乎人类认识的局限如何突破，更重要的还可能化解文明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复杂问题，不能从既定的任何观念出发，更不能无原则地顺从已有的习惯，必须平心静气地回溯历史脉络、面对现实问题。从历史上代表性人类文明成形的轴心时代看，横断三个体系：西方（不是地域的西方，而是文化的西方，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等在当时已经融合的文明体系）、印度、中华。

由此以降，形成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华四个传统。其中：西方文明包括欧洲与希伯来两个方面；阿拉伯文明融合了部分西方与东方文明要素，又增加了新形成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印度文明则在保留固有传统的同时，也加入了部分周边文化的成分；中华文明受到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佛教成为华夏最大的宗教。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世的西方、印度、中华各文明体系已经与轴心时代有所不同，而且增加了更为年轻的阿拉伯文明。在当前世界舞台上，这是四个主要的文明体系，尽管从远古走来，它们各自沾满了历史尘埃，也与其他文明有所交叉互换，但基调清晰可见。不论哪一种文明，从形成之初，都具有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关于“这是什么？”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是关于“我该如何?”的人文知识。科学即规律之学，人文即价值之学。

当然“科学”与“人文”都是西方现代文化术语，古时候各文明并无此称谓，但不影响这样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以这样说，用科学表述的规律之学近代以来在西方出现，并传播世界，但不用此词表述的规律之学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知识是为人生幸福服务的，不论科学还是人文概莫能外。不同时代、地域、人群，遇到的生活问题不同、需求不同，科学与人文知识便内容有别，不同内容的知识需要面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概括起来，人类科学与人文活动，通常都是密不可分的，对象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也大同小异，包括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只是具体划分的方式有所不同。

方法在不同文明之中也基本相似，不外乎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个主要类型。当然，这些术语也是现代产物，但能较准确地说明过去的事情，不妨使用。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体系在不同时代，采用的方法有不同倾向，因而形成不同的科学类型，并且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这是我理解科学时必须注意到的复杂情况，如果不慎，便会陷入混乱。例如，西方科学在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中，倾向于还原论，并在近代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造就了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主流模式。印度科学则倾向于整体论，并在古代社会便大获成功，《阿育吠陀》是其典范。中华科学倾向于系统论，不是像西方与印度那样分别向还原论与整体论一偏，而是主张中庸之道，兼容整体论与还原论，《皇帝内经》便是范本。这里还有一点需要交代，那就是整体论与系统论的差别。

不加特别说明，整体论与系统论是一回事，如果细分，可以认为整体论是绝对整体论，是强纲领，不容还原论混入。而系统论则是相对整体论，属于弱纲领，容许还原论融入，甚至要求还原论融入。前一种情况如中国的道家，走中庸的系统论路线，兼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不走极端。而儒家则是整体论，墨家属于还原论，它们彼此排斥，而道家则与两家均相容。后一种情况则如现代西方系统科学，它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群，由近代还原论科学发展而来，如果没有还原论的支撑，它将不知所措。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面对真正的复杂系统时，便显得捉襟见肘。

目前关于这些概念并无定论，也未进行深入讨论，但著者认为这样区分有利于深度解读自然国学的模式，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系统论不是现代知识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它并非整体论发展而来，而是与整体论同时降生。这三论概括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只是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形式而已。

——本文节选自学术集刊《自然国学评论》中《自然国学的内涵、框架与体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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