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相关报道截图（https://www.stdaily.com/web/gdxw/2026-08/14/content_564153.html）

8月14日，《科技日报》刊发《我学者微积分原创成果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引关注》。报道介绍，我国学者丁小平向第三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提交《微积分原理：从过去到未来》的报告，并围绕现行微积分原理、新数—形模型和新微积分原理提出自己的思考。

这则新闻很快引起了公众关注。有人看到“国际数学家大会”“原创成果”等关键词，便急于将报道中的观点视为已经完成的学术定论；也有人一看到提出者的履历、身份或学术圈位置与传统印象不同，便直接把理论归入“不值得看”的一类。两种反应看起来方向相反，实际上都绕开了科学评价真正困难的部分——读内容、查论证、看证据、听同行如何逐条讨论。

这篇报道讨论的是微积分原理，但它也把一个更大的问题带到公众面前：当一个“非典型”研究者提出不被主流即刻认可的成果时，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让我想起四十年前的一位中学物理老师——陆家羲。

▲陆家羲

1983年10月31日，内蒙古包头，一位48岁的中学物理老师在睡梦中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他没有等到任何荣誉，没有等到任何认可，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世界数学界看见——仅仅三周前，他刚刚收到加拿大《组合论杂志》的审稿意见，称他的研究成果是“二十年来组合设计领域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白天在包头九中的讲台上教物理，深夜在书桌前研究组合数学。没有经费、没有助手、没有计算机，只有一支笔、一摞纸和一盏常年亮到凌晨两三点的灯。而他的身份，始终只是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并非数学研究员。他攻克了困扰国际数学界百年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问题，却在生前三次向国内期刊投稿全部被退。

一个中学老师，做出了世界级成果，却被自己国家的学术期刊拒之门外。

今天讲陆家羲，不是为了重复他的悲情，而是想追问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今天的舆论场上，“民科”这个词已经基本变成一个贬义词。说到民科，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推翻相对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用阴阳五行统一物理。很多人会说：这些人不懂数学、不懂规范、不懂学术共同体，纯粹是自我陶醉。

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有。但我们回到四十年前，陆家羲先生在当时的主流学术界眼里，和今天的“民科”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博士学位，没有院士头衔，没有高校实验室，没有科研经费，没有导师，没有团队，甚至本科学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学。他拿着自己做的数学成果投稿，三次被退。当时的评审专家未必是“故意打压”，他们可能真的认为一个中学老师不可能解决世界级难题——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惯性。

所以，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科学精神？我想从四个层面来回答。

一、科学精神的第一义是保持追问的勇气

今天的科学教育，太强调“知识正确”了。孩子学物理，重点是背公式、做对题、拿高分。我们很少告诉孩子：物理学史上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从一个“不合常识的问题”开始的。

哥白尼问：地球真的是宇宙的中心吗？伽利略问：重的物体真的比轻的落得快吗？达尔文问：物种真的是上帝一次性创造出来的吗？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主流学术界”看来都荒唐至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统治了欧洲近两千年，“地心说”是那个时代的公认科学结论。如果按照今天的“专业标准”来评判，哥白尼也不过是个“业余天文爱好者”——他的正式职业是教会法学家，不是天文学家。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保证你的答案正确，但要求你保持追问的勇气。陆家羲读了一本科普书，被一个150年无人能解的数学问题吸引，然后自己去钻研——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纯粹体现。我们今天嘲笑民科的“异想天开”，有没有想过，我们嘲笑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错误”，而是“不自量力”？而这种“不自量力”，恰恰是科学史上几乎所有突破的共同起点。

这并不是说所有民科的理论都是对的，但应该区分两件事：一个探索的结论可以错，但探索的姿态本身值得尊重。我们可以说“你的推导有问题”，但不应该直接断言“你也配做研究”。结论错误与身份不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

二、科学精神的第二义，是承认创新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很多人以为，科学进步是“专家们坐在实验室里，一步步推进的”。这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科学史上大量重大突破，是由“圈外人”或“边缘人”完成的，或者一开始被主流专家强烈反对。

细数科学史上的经历：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时，是气象学家，不是地质学家。他的理论被地质学界嘲笑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后才被证实；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时，是修道院的修士，不是生物学家。他的论文发表后沉寂了三十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时，是瑞士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不是大学教授；陆家羲攻克斯坦纳大集时，是包头九中的中学物理老师，不是数学研究员。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他们没有专业身份，但他们做出了专业贡献。创新需要“非主流视角”。一个人太熟悉主流范式，反而可能被范式本身限制住想象力。而没有被主流范式完全规训，反而可能看到专家看不到的角度。

陆家羲是物理系出身，却攻克了纯数学的百年难题。为什么物理背景反而成了他的优势？因为他思考数学问题的方式，可能和纯数学家不一样。学科交叉会产生新的视角，而新的视角是创新的温床。

▲年轻的爱因斯坦

三、科学精神第三义，是区分学术判断与社会偏见

很多人会说：那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无论谁提出的理论我们都得认真对待？当然不是。学术共同体有严格的评审标准，这个标准本身是必要的、合理的。没有这个标准，学术就会陷入混乱。但学术评审和公众质疑是两码事。

学术共同体对一份成果的正式评审，应该是这样的：专家仔细阅读原文，检查推导过程，验证数据来源，指出具体错误，给出修改建议，最终决定是否发表。这个过程是专业的、细致的、可回应的。

而公众舆论中的“质疑”，往往是这样的：看到标题——产生反感——发表评论——“这也配叫科学？”——结束。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学术判断。换句话说，真正的学术质疑需要阅读原文，而公众质疑往往只需要一个标签。

陆家羲三次向国内期刊投稿被退，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评审意见具体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审稿人很可能没有真正看懂他的工作，或者仅仅因为“作者身份”而降低了认真审读的意愿——这是学术体制中真实存在的身份偏见。他被拒绝不是因为“推导错了”，而是因为“投稿者身份不符”。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学术判断，后者是社会偏见。

我们今天在网上嘲笑某个民科的时候，有没有人真正去读一遍他写的东西？有没有人认真检查他的推导在哪一步出了问题？如果都没有，那这个“质疑”就只是社交表演，不是学术判断。“他是民科所以他是错的”——这个推理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科学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你的推导对不对，你的证据充不充分。跟你是谁、什么学历、哪个单位的，没有任何关系。

四、好的学术制度应为可能的突破保留通道

有人说：如果对每个民科都认真对待，那学术资源会被严重浪费。这个担心是现实的。学术共同体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对每一个“异想天开”都做正式评审。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的，到底是对每一个民科成果都进行正式评审，还是给“可能的突破”保留一条通道？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不可能的，后者是必要的。

什么是“保留一条通道”？就是：不预设“非专业人士不可能有贡献”这样的前提。当有人（无论身份如何）提出一个看起来有实质内容的主张时，不要贴“外行”标签进而终结对话，而应用我们可以检验的方式来延续对话。

这就像专利申请一样：你不能说“你没有专利代理人资格，所以你的发明不算数”。你可以说“请把你的发明内容按规范格式提交，我们来审查它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基础前沿研究突出原创导向，以同行评议为主；在项目申报和评审中，不把发表论文、荣誉性头衔、承担项目、获奖等情况简单作为限制性条件，对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创新项目探索非常规评审机制。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破”——破除用标签、帽子、履历代替学术判断；二是“立”——建立质量、贡献、绩效和专业判断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评价机制。

袁隆平曾说过，“科学研究不问出身，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只欢迎务实求真。”这些话落到科研评价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朴素原则：评价入口要开放，评价标准要专业。

所以，好的制度应当确保：第一，评价的入口不以身份为前置条件；第二，评价的过程以内容和证据为核心；第三，评价的结论可以慢一点，但要经得起公开检验。这就是“开放入口、严格评价”的制度逻辑。一个国家要涵养真正的科学精神，就必须在制度层面为这种逻辑提供坚实保障。

五、回到教育本身

我们讲陆家羲，讲民间科学家的处境，讲科学精神和学术创新，最终都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只有名校毕业的人才能做研究，只有专家说的才是对的，只有符合主流范式的想法才值得被倾听——那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要么成为“标准答案的复制者”，要么成为“不敢提问的沉默者”。

2019年《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交流碰撞，倡导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和评论，排除地位影响和利益干扰；开展学术批评要多提建设性意见，反对人身攻击，不得利用行政职务或学术地位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科学家精神的实质，不是要求所有人热情欢迎一切颠覆性主张，而是保证它有机会被看懂、有机会被批评、有机会根据批评继续完善。

陆家羲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探索者，不问出身，不问回报，只问内心那个问题是否得到了回答。在我们面对一个“非主流”的想法时，在我们面对一个“身份不符”的探索者时，我们能不能多一份耐心？听他说什么，看他做了什么，然后，用同样的学术标准，而不是用身份标签，来判断它的价值。

陆家羲先生等到了迟来的认可，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在深夜亮灯”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最朴素的守护。

一个国家真正有活力的创新文化，应该让有价值的观点有机会被看见，让错误的观点有机会被指出，让重大原创成果不因身份被埋没，也让任何人都不能靠身份免于批评。这样的评价秩序，才配得上“创新不问出身”这句话的分量。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科学精神？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它需要保持追问的勇气，承认创新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区分学术判断与社会偏见，并为可能的突破保留制度通道。这四件事，每一件都不容易，但每一件都关乎一个国家能否在科技竞争中走得更远。

愿我们的教育，给每个敢想问题的人留一扇门。哪怕那扇门很窄，哪怕要通过它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但只要门是开着的，光就能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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